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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建設以來，受到多方矚目，其中不乏一些質疑聲。今年1月14日，2015年南水北調工作會議上，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主任鄂竟平就曾經回應過：“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把水引到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方案，有些境外媒體說這些話的時候，連事情都搞不清楚，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居心。”隨著去年底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完工，北京市南水北調工程正式通水後，又有瞭新一輪的猜疑，4月2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刊文稱，“對南水北調工程投入巨資後，中國政府卻面臨一個問題：許多城市沒有使用從南方調來的水。”事實果真如此嗎？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馬平撰文細究工程之外的細節，來看看南水北調到底怎麼瞭。】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開通大半年，近億北方市民、農民喝到瞭高質量的自來水，冰期和汛期的考驗都沒有阻止淡水的跨區域流動，開通之初例行的質疑聲漸漸遠去。但在2015年雨季開始後，反對聲浪再次高漲，《華爾街日報》等外媒領銜南投監視器價格，眾多網絡大V推波助瀾，紛紛批評南水北調工程“無用”、“水價過高”、“導致南方幹旱”……
分析這些新的質疑，大多數內容依然是陳詞濫調，和幾年前類似文章的區別，隻是把“三峽工程”、“青藏鐵路”等詞語直接替換成瞭“南水北調”。但必須承認，其中也的確反映瞭從設計到施工期間，南水北調工程外部環境的一些變化；以及由於科普不足，公眾對於南水北調基本情況的一些誤解。如果不正視這些客觀存在的問題，一味地把質疑斥為謠言，恐怕宣傳效果會適得其反。
1.人算總不如天算
首先值得註意的一個質疑是：“南水北調有必要嗎”，《華爾街日報》專門發瞭重頭通訊《中國北方城市不用從南方調來的水？》，宣稱部分北方城市抽取地下水和本地徑流的成本不高，比南水北調的成本還低，以至於這些城市並不情願使用南水北調中分配的份額。
拋開這篇報道把局部問題放大到全局的惡習不說，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從南方引來的淡水在某些城市並沒有受到預期中的歡迎。為什麼呢？因為2015年的氣候和工程立項的1994年、和正式開工的2003年，甚至和丹江口大壩完成加高的2010年都有很大的區別。
南水北調是從華中的長江水系向華北調水。自50年代起，中央政府就有從南方調水的計劃，1958年湖北漢江丹江口水庫開工，設計中考慮瞭未來加高，提供南水北調水源的可能性，但1974年竣工的丹江口水庫一期工程基本隻為湖北服務，直到2005年才開始加高丹江口大壩，準備向北方輸水。這個開工時機，一方面反映瞭中國國力的增強，有能力建設上千公裡的調水工程，另一方面也反映瞭整個20世紀後半期的華北幹旱化趨勢，迫使中國不得不展開南水北調工作。
相關的資料很多，比如：
《我國夏季降水的年代際變化及華北幹旱台中監視器施工費用化趨勢 THE INTERDECADAL VARIATION OF SUMMER PRECIPITATIONS IN CHINA AND THE DROUGHT TREND IN NORTH CHINA》
“我國夏季降水在1965年前後發生瞭一次氣候躍變，華北地區從1965年後夏季降水明顯減少，幹旱化的趨勢明顯，這種趨勢與西非薩赫爾地區幹旱化的趨勢相似；分析結果還表明我國80年代的氣候與70年代的氣候有較大差別，這種差別表現在長江、淮河流域從70年代末起降水增多，澇災明顯增多，而華南和華北在80年代降水明顯比70年代少，幹旱趨勢加重。”
近47年來京津冀地區降水的變化_CNKI學問
“（京津冀地區）20世紀60年代初降水偏多，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降水呈波動變化……到瞭20世紀80年代，這一地區的幹旱再次加劇，並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中期降水量有短暫的增加，幹旱趨勢稍稍得到緩解。但90年代後期，降水量又開始減少……”
由此可見，在中國迅速進行城市化、工業化的80-90年代，華北正在經歷一個漫長的幹旱時期。相對雨量充沛的50-60年代，降水量大大下降。這意味著華北水資源出現瞭空前的緊缺局面。直到21世紀初，這個情況依然沒有緩解。恰巧同時出現瞭：
“長江、淮河流域從70年代末起降水增多，澇災明顯增多”的局面。醞釀已久的南水北調項目終於得到瞭足夠的推動力，東線、中線工程分別於2002年、2003年正式開工。在經歷瞭十餘年工期後，先後在最近幾年投入使用。就在這施工的十餘年中，中國氣候，尤其是華北氣候悄然發生瞭和20世紀趨勢相反的變化：
以北京近年降水量為例：
2013年 北京降雨量578.9毫米
2012年 北京降雨量733.2毫米
2011年 北京降雨量720.6毫米
2010年 北京降雨量522.5毫米
2009年 北京降雨量480.6毫米
2007年 北京降雨量483.9毫米
2006年 北京降雨量318.0毫米
2005年 北京降雨量410.7毫米
2004年 北京降雨量483.5毫米
2003年 北京降雨量444.5毫米
2002年 北京降雨量370.4毫米
2001年 北京降雨量338.9毫米
2000年 北京降雨量371.1毫米
1999年 北京降雨量266.9毫米
1998年 北京降雨量731.7毫米
1997年 北京降雨量430.9毫米
1996年 北京降雨量700.9毫米
由數據可見，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北京地區經歷瞭一個降水低谷。但就在南水北調工程的施工過程中，北京經歷瞭一個穩定的降水增長過程，年均降水量逐漸增加到600毫米左右。北京周圍的其他省份也有類似的情況：
山西省21世紀初也出現瞭降水量增長趨勢：
2012年山東也感覺到瞭雨量的回歸：
山東或入降水豐沛長周期
國傢氣候中心最新統計顯示，近年來華北地區年降水量明顯增多，近10年中有8年比常年偏多；西北地區今年夏季降水也明顯增多，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多25.7%，是1980年以來最多的一年，持續近30年的“南澇北旱”格局初步顯現轉變趨勢。
年降水量變化柱狀圖顯示，近十年來，我（山東）省降水量呈現“多頭排列”，降水總量遠遠高於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達到20年來的高峰。
據他介紹，我國華北地區降水多寡變化大體呈現準20年的周期波動，也就是說，華北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降水存在此消彼長的周期性變化，降水格局大致20-30年轉換一次。
綜合起來，這意味著整個華北都出現瞭降水量增長：
華北近年降水量增多 專傢稱南澇北旱格局正改變
根據國傢氣候中心統計，近年來華北地區年降水量明顯增多，近10年中有8年比常年偏多；西北地區今年夏季降水也明顯增多，平均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多25.7%，是1980年以來最多年。
北京 今年降水量為近18年來最多，遠超近30年均值，2008年以後有向多雨方向轉變趨勢
天津 今年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9%，近10年中有7年降水比常年偏多
河北 今年降水量較常年同期偏多26%，近5年中有4年降水比常年偏多
2003年後，華南年降水量階段性減少，已經有5年出現降水顯著偏少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9年和2011年)，一般較常年同期偏少10%—20%；2003年後，除2010年外，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降水已經有8年比常年同期明顯偏少，一般較常年同期偏少1%—15%。
國傢氣候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研究中心教授羅勇說，長江流域自1998年大水後就沒有發生全流域的水災。最近幾年，我國東部“南澇北旱”的降水分佈型發生瞭變化，夏季多雨帶位置北移。從今年夏天的情況看，多雨帶主要在華北和東北南部。
據宋連春介紹，我國華北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降水多寡變化存在一個顯著的準20年振蕩周期，也就是說，華北與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降水存在此消彼長的周期性變化，降水格局大致20—30年轉換一次。
與之伴隨的是華北地下水位上升。長期困擾整個華北的地下水“漏鬥”問題以及地面沉降問題都得到瞭緩解：
河北局部地下水水位大漲 衡水武強上升最多
初見成效仍負重致遠 拯救華北地下水刻不容緩
從省水文水資源勘測局傳來好消息，最新統計顯示，我省平原區地下水位出現大幅上漲，特別是位於地下水漏鬥中心區域的衡水武強縣，深層地下水位較5月底上升瞭21.11米，與台中市路口監視器去年同期相比也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這也是我省平原區地下水位繼去年首次呈現回升態勢以來，再一次大幅上升之年。專傢表示，降水偏多、開采量減少等是地下水位出現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的確有部分北方城市的水量絕對供應不再像十年前那樣匱乏，以至於對南水北調的需求有所下降。南水北調工程依舊按照90年代末的氣候估算向北方供水，自然會在某些城市產生局部供過於求。2015年雨季再次出現質疑南水北調的聲浪，這正是原因之一。
不過，我國南方多水，北方幹旱，這個總體的趨勢已經持續瞭幾千幾萬年，不會因為幾十年的氣候小周期發生根本轉變。南水北調也不是為一年一地服務的局部小工程。既然氣候能因為小周期而轉濕潤，在不遠的將來，也會因為類似的周期而出現幹旱——就像20世紀後半期發生過的那樣。如果此時因為局部的供過於求否定南水北調，那就像指責消防隊在不滅火的時候過於清閑，或是指責軍隊沒有每天都去打仗。對此，中國氣象專傢曾專門做出過解釋：
“未來50年，氣候變化將使南方水資源略有減少，北方水資源稍有增加，但不會扭轉降水南多北少的格局，南水北調戰略亦不會被顛覆。”“氣候變化對我國重大工程的影響與對策研究”項目組成員、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所長嚴登華明確回應瞭這一觀點。
氣候存在年際變化。近幾年，雨帶北抬的確導致北南投監視器店方降水增多。同時，許多氣候模型給出的結果顯示：到2050年甚至2100年，華北地區降水量將呈現增多趨勢。但是北方的降水量仍然明顯少於南方。
同時，氣候變暖導致氣溫升高，蒸發量也將隨之加大。因此，盡管降水增多，但徑流量增加並不顯著。加之北方，尤其是處於政治經濟中心的京津冀地區，隨著未來人口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工業和生態用水量的增加，需水量還將呈現“剛性”增長趨勢。
在嚴登華看來，降水的增長將“無力”抵消需水量的增加，華北地區仍將陷於缺水局面之中，仍舊需要“南水”支援。
2.水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另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南水北調”影響瞭整個南方的水供應，要對整個長江乃至珠江流域的幹旱負責。實際上，最近啟用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隻是使用瞭漢江流域的水源。而漢江是一條發源於陜西，匯集陜西、河南、湖北三省支流的河流。作為調水起點的丹江口水庫處於陜西剛剛流入湖北的地方，距離另一個水源省河南隻有十幾公裡。如果按照一般的標準來劃分中國的南北省份，“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幾乎可以說的上“北水北調”（當年的南北足球對抗賽，湖北省分單雙年分別歸屬南北陣營）。
從水源使用來說，對“南水北調”常見的攻擊是：“拼著南方幹旱，也要保住北京”。這還真是冤枉瞭北京。南水北調東線根本就不向北京供水，中線工程40%的水給河南，36%給河北，10.7%給天津，北京隻拿到瞭13%。考慮到北京現在是一個近30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可以說北京在南水北調工程中隻是一個低調的配角，絕沒有任何“多吃多占”的行為。
當然，即便京津在整個南水北調中都是配角，也必須承認大多數水量流向瞭北方都市。1991年提出的《南水北調中線規劃報告》就明確瞭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以滿足城市和工業用水為主，兼顧農業和其他用水。現在供給河南河北山東的南方淡水，也主要用來保障城市自來水。乍一看，這的確是都市從鄉村吸血（水）。
但實際上，全國的人口都在向城市匯集，不止華北如此。在中國的大多數農村，不到年節已經見不到年輕人，城郊結合部的打工二代也絕不會有回鄉謀生的打算。下一代中國人的故鄉概念將轉移到城市，隻有極少的人口留在鄉村從事機械化農業和旅遊業。在今天遷徙自由的中國，從水量充沛的南方向北方城市調水，客觀上是給全國人增加遷居選擇，創造更多的居住和發展空間。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還糾結於“城市剝削鄉村”的老觀念，反對向城市調水，那是和新一代中國人作對，剝奪他們到城市尋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3.丹江口移民成本問題
丹江口水庫已經修瞭幾十年，最近還有一批感性的新聞稿渲染瞭水庫移民的艱難和代價。毫無疑問，為瞭修建漢江水庫，湖北和全國都付出瞭巨大代價，其中一部分肯定要計入南水北調的成本。直到今天，丹江口水庫移民的後代還在享受高考加分和學費減免的優待。但具體到丹江口水庫和漢江治理問題，如果把全部的成本都歸為南水北調，那也是相當不公平的。丹江口水庫對湖北不僅僅意味著調水，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福利。即便不發起南水北調項目，在漢江上修建一個巨大的蓄水樞紐也無可避免。
翻開任何一本比較詳細的中國地理教材，都可以查到這樣的文字：
由於受到降水變率大的影響，漢江流量過程極不穩定。如碾盤山站最大月平均流量是最小月平均流量的7.6倍。該站多年平均流量為1710立方米/秒，實測最大流量29100立方米/秒，是前者的17.7倍；實測最小流量僅172立方米/秒，為實側最大流量的1/169。另據洪水調查資料，碾盤山1935年最大洪峰流量高達57940立方米/秒，中遊襄陽站為52400立方米/秒，反映出漢江洪水威脅十分嚴重……
……漢江中上遊洪水峰高量大，來勢迅猛，徑流分配很不均勻。下遊河槽愈往下遊愈窄，宣泄能力不斷遞減，又常受長江水位的頂托，每遇洪水湖北省極易成災。1935年的洪水造成14處潰口，湖北省老河口市以下悉成澤國，淹沒耕地670萬畝，受災人口370萬，淹死8萬餘人。從1931年至1948年的18年間，漢水發生大的水災有9次之多，11次潰口……
……漢江上、中遊地區是全省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河流含沙量高，輸沙模數大。丹江口水庫建庫前，漢江皇莊站平均含沙量達2.62公斤/立方米，是長江漢口站平均含沙量的4.3倍。年平均輸沙量達12700萬噸。
作為一條山區流出的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流量波動大，輸沙量高，對中下遊有極大的淹沒威脅。《平凡的世界》一號女主角田曉霞之死，原因就是1983年漢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實際上，漢江下遊的平原地區根本就是漢江洪水期河道的一部分：
（漢江）流域平原面積很小，隻有四處較大的平原，即漢中平原、襄陽-宜城平原、唐白河平原、下遊平原。四處平原之中，漢中平原、襄陽-宜城平原與下遊平原都是泛濫平原，地勢平坦，隻有唐白河平原大部分為古沖積平原，俗稱崗地，已略受分割，泛濫平原則占地面積較小。
什麼是“泛濫平原”？就是通常所說的“河漫灘”、“漫水灘”。在地理學上，這意味著洪水期要通過的地區。漢江下遊四處平原，三處是泛濫平原，另外一處也包含一定的泛濫平原成分，每逢洪水必然會一片汪洋。如果不修水庫，等於這些地方要定期被淹沒。上百萬人口隨時生活在死亡的威脅之下。為瞭避免這個威脅，丹江口水庫修的越早越好。1983年那場特大洪水雖然在上遊山區淹死瞭田曉霞，卻沒能對下遊造成毀滅性破壞，原因正是丹江口水庫的存在：
丹江口大壩的建成增強瞭漢江的防洪能力，保護著下遊1700萬畝耕地，1390萬人口，以及襄陽、武漢等重要城市。1998年夏季，長江流域發生繼1954年特大洪水之後的又一次全流域型洪水，漢江上遊8月份總來水量高達110.7億立方米，經丹江口水庫調蓄削峰率60~93%，水庫超蓄洪水37億立方米……自水庫建成幾十年來，共攔蓄、削滯漢江上遊發生的上萬立方米每秒的洪水59次。解除和緩解瞭湖北武漢、襄陽等23個縣市1億多人口及1860多萬畝耕地的洪水威脅，其抵禦洪水的能力達到瞭百年一遇的標準。
……（1983年）10月6日14時，入庫洪峰達到34300立方米每秒，預報庫水位將超過160米。10月7日9時，入庫流量達24180立方米每秒，庫水位升至159.95米。正在此時，中央防總電話通知，庫水位絕不能超台中監視器推薦過160米。不許超，就勢必再增開孔泄洪，迫使下遊增加民垸分洪。面對兩難選擇，樞紐防汛指揮部為瞭顧全大局，減輕下遊防洪負擔，根據對後期氣象預報的掌握，果斷提出瞭不再開孔，讓庫水位突破160米，不超過160.10米，得到瞭水電部的批準。調度證明，最終庫水位於7日20時升到最高點160.07米後，開始緩慢下降，僅超高蓄水0.07米。
丹江口水庫在這場特大洪水面前發揮瞭顯著的防洪效益，共攔蓄洪水25.3億立方米，大大減輕瞭漢江中下遊的洪水災害。如果沒有丹江口水庫的攔蓄，按天然河道匯流，各民垸將全部分洪運用，分洪量將達32.27億立方米，淹地面積可達88.64萬畝，匡算農田淹沒損失可達7.5億元，受災人口將增加55萬人。
漢江流域圖，可見丹江口水庫擋住瞭山區的洪水，為下遊帶來瞭平穩水流
之後的丹江口水庫在新的科技手段支持下，發揮瞭更大的效益：
2005 年10 月1 日，正當人們歡慶“十一”之際，一場1983年以來漢江罕見的洪水正悄悄地來襲。漢江集團水情預報部門對洪峰及洪水總量的準確及時預報，使丹江口水庫提前一天騰出庫容。2日0時10分，樞紐開啟2個深孔閘門泄洪，1時又增開2個深孔閘門，到10時達到4個深孔2個堰孔，總出庫流量6800立方米每秒。丹江口水庫在這場洪水到來之前，庫容約為30億立方米，7天內漢江上遊降水約80億立方米，增加50億立方米的入庫水量需要調蓄下泄。在減輕漢江中下遊防洪負擔的同時，又要保證水庫不超正常蓄水位，樞紐防汛指揮部科學調度，至3日1時，水庫最多時開啟9個深孔、5個堰孔泄洪；4日21時將下泄流量加大至13500立方米每秒控制；5日3時，下泄流量控制至12000立方米每秒，丹江口水庫出現最高水位156.95米，低於正常蓄水位0.05米，實現瞭不超蓄水位的既定目標，同時也減輕瞭中下遊的防洪壓力。
甚至主要目的是為瞭南水北調而增加的庫容也對下遊防洪大有裨益：
30年後的今天，丹江口大壩在幾代水利人的手中又開始“長高”。丹江口大壩加高工程通過將壩頂高程從162米加高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庫容從174.5億立方米增加到290.5億立方米，增加庫容116億立方米，增幅超過60％。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全部完工後，按照170米正常蓄水位標準，通過科學調度，丹江口水利樞紐將發揮出更大的防洪減災效益，漢江中下遊的防洪能力將由目前的20年一遇提高到近百年一遇。
丹江口水庫還有不可忽視的航運和攔沙效益：
自1968年丹江水庫建成蓄水後，漢江中下遊含沙量迅速減少，皇莊站20世紀60年代輸沙量模數比50年代減少26.5%，20世紀70年代又比60年代降低72.5%，說明水庫發揮瞭巨大的攔沙作用……在水庫建成後，水庫上下1000十千米的河道全年可通航300噸級船舶。其中從武漢到襄陽由原來的季節通航變為全年通航，大大改善瞭鄂西北、以及豫西南地區水上交通的面貌。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南水北調也好，漢江防洪也罷，要想給整個流域、整個國傢帶來更安全更幸福的生活，不可能不在局部付出一些代價，國傢也理應調集全局的資源對工程涉及區域做出補償。（丹江口水庫征地補償已經提高到土地年收益的16倍）。這些代價無可否認，但決不能因此無限制地誇大成本——許多新聞報導為瞭聳人聽聞，用一個綜合性工程（如丹江口水庫、三峽工程）的全部建設成本去對比某個分項的收益（如南水北調、三峽發電），在移民思鄉的大幅照片下做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實際上是在煽情中忽視瞭下遊千萬民眾的利益。這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另一種侵犯。
4.天道人道
當然，無論如何必須承認：縱然南水北調有千般好處。這個工程卻是做出瞭跨區域調水的行動，把本應歸屬一個流域的淡水資源撥給瞭另一個地區。如果我們從純粹某個地區（比如湖北省）的立場出發，這的確減少瞭被調水地區的選擇權。但這是反對調水的否決性理由嗎？
正如前面的討論，南水北調在省區的角度來說，本應是“北水北調”。被調走的水恰恰主要是陜西和河南的降水。如果認為自然水系流到哪個省就該歸哪個省，湖北省難道要因此向陜西和河南支付水費嗎？陜西省是否也有權不考慮湖北省的利益，擁有把水全部截留，輸到秦嶺以北使用的權利？（現在的確有跨秦嶺的調水隧道）。
很顯然，如果從純粹的地方本位立場出發，固然找不到支持南水北調的理由，卻也找不到湖北省反對南水北調的充分理由。在全國協同社會化大生產、人口自由遷徙的今天，用地方本位思想去考慮問題，必然導致一本爛賬。而打破這個格局，在考慮地方利益的情況下全局配置資源，本來就是國傢存在的理由。國傢既然有權通過稅收來調節不同地區的財富，自然也有權去幹預自然資源的配置。近幾十年中國是經濟增速最高的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大多為國有，可以避免地方本位制下高昂的交易成本。未來的中國如果希望能持續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奇跡，就必須繼續堅持由國傢進行最終的自然資源配置，並能根據長期的趨勢而不是短期的波動來決定重大工程。
最後還有一個常見的理由是南水北調“不自然”、“反天道”。破壞瞭“自然和諧”。但現代社會本來就是“反自然”的存在。今天的中國每年能產6億噸糧食，把其中2億噸當飼料養豬養雞，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們修瞭大小幾萬個水庫，改變瞭水源的時間和空間分佈，把雨季的洪水存下來到天旱的時候用，把泛濫區的水集中到灌溉區用。如果我們堅持“天道”而不去幹預自然的水流，結果……我們就會是另一個印度。
印度國土面積雖然比中國小，但有24億畝耕地，比中國多6億畝。他們的降水比我們多，日照時間比我們長，而且雨熱同期，但就是種不出多少糧食。2014年印度算是豐年，也隻有2.68億噸糧食，不到中國的一半，12億人吃的糧食比我國13億人用來喂豬的糧食略多一些。我曾經用類似的數據去說明印度的制度有問題。有人替印度辯護，說他們那邊盛行的西南季風不穩定，容易造成旱澇不均。我當即反駁“誰讓他們不修水庫的？中國也靠季風降水吃飯，修瞭水庫不就旱澇保收瞭嗎？”如果中國也堅持“自然秩序”不修水庫不調水，我們很快也會遇到印度那樣的發展瓶頸。
更進一步說。自然資源在各地區分佈不均，如果允許各地居民在本地自然資源中分享太多的份額，這在經濟學概念中是用“地租”模式來進行分配，允許不同的人口用同樣的勞動換到不同的報酬（利潤）。顯而易見，這會打擊大多數人口的勞動積極性，進而拖慢全社會的發展速度。所以大多數現代社會都會盡可能地避免用地租模式配置財富，力圖用土地稅、房產稅、土地國有等模式去消滅依賴地租生活的食利階層。連百年前的孫中山也懂得要搞土地100%國有，收繳級差地租充當全社會的資本。新中國後來搞土改的目的也正在於此。今天中國建設南水北調工程，充分利用各地區的土地資源和淡水資源，減少部分地區的地租效應，這是政府應當理直氣壯去做的正義之舉。如果有人質疑，我們可以在成本和具體手段上進行商榷，但決不能讓政策向地方本位主義、向企圖維護地租利益的社會集團讓步，因為這正是新中國現代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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