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廖偉棠】
自從19歲宣稱自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之後，「國」這個概念對我來說已經和政治無關，頂多是一個有點可笑的虛詞，偶爾當我身上那個因為讀太多古詩而不滅的儒家幽靈出來作祟的時候，它會帶著一臉哈姆萊特王子般的苦相出現。
不過，我卻很沉迷去想像別人的「家國」觀念。比如在香港，我常常奇怪我鄰居那些移民多年的老印巴裔人、老尼泊爾人是怎樣想他們的「故國」的，他們會有花果飄零之感嗎？他們的文化傳統可是比我們的老儒家還要久遠的呢，他們如何看待身處一幫無信屏東電動床仰的華南俗民當中這一超現實的處境？當我在中秋節、萬聖節這兩大中西方節日中也看到他們高高興興帶著孩子投入遊樂，我不禁覺得自己的「國際主義」純屬理論先行，他們自然地克服了家國的區隔。
畢竟華人傳統中的家國觀深重且壯烈或者淒美得很，古人已經代替我們悲哀過很多次。我也嘗想像自己是這樣一個去國者，比如說代入一個越南阮朝時的華人寫詩，比如說代入晚年流離南洋的郁達夫寫詩──大家都知道，郁達夫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1942年，日軍進逼新加坡，他撤退至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化名趙廉，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日軍憲兵殺害──最後的日子他肯定寫詩了，但沒有留下來，我就有了想像的自由。
最近去新加坡出席作家節，我想的最多的作家倒還不是郁達夫，而是某一個沒有在勢利的文學史上留名的舊體詩人。新加坡的華人文化總是給人舊情人一般的感覺：看著許多細節仍似曾相識，但你知道她早已別有懷抱甚至不再念記過去。海外華人如果有鄉愁，只能是對已經不存在的原鄉的想像。在這種想像包圍中，難保不會有一個自發的詩人，使用不合時宜的文字去重新認識自己身處的時和地。
「新加坡的暴雨總在我的身側驟下╱當我睡著時它在夢以外氾濫╱讓一個個漢字在雨林中長出真菌╱它們比我爺爺還老，拒絕我的擁抱╱一如那些灰鴿拒絕飛向苦難。╱暴雨說著憤懣的閩南話╱把自己包圍，在放逐的島上放逐著我」──如果把這位理應存在的詩人的詩「翻譯」為現代詩，可能就像我這首《死於新加坡的數種方式》的開頭所寫。
「去國」並不都像李後主倉皇辭廟那麼慘痛吧？郁達夫為什麼在南洋的腹地越走越遠？這裡面除了現實的逃亡求存之外，也許還有某種像韓波《地獄一季》、康拉德《黑暗的心》那樣的神祕衝動，驅使一個詩人在經驗的絕境中挺身犯險。當我乘坐飛機從新加坡返回香港，降落時看見暮色中「家國」的萬家燈火時，我想起多年前我還曾寫過一首《1945年8月29日，郁達夫致王映霞》，臨刑前的詩人在記憶中的愛人身上重新描繪了「家國」：當你是平原、是玲瓏山谷、╱是雪夜、是螢火明滅。╱你是這一抹虛渺的國，五百萬卷╱殘書載不下──這裡只有毒蛾颯颯╱╱火雨一般燒我的眼簾、我的家。╱家已毀，你否認，家走動如骸骨；╱國已破，我否認，國從傷口中伸出╱他的硫酸舌頭，舔我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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